1919年7月：汹涌澎湃的新思潮
创造少年之中国
1919年7月1日这天，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愚生家来了几位书生模样的人。原来，王光祈、李大钊、曾琦等人，要在这儿成立“少年中国”学会。
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
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学会呢？发起人王光祈在《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结果情形》中说得明白：
“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，为中国创造新生命，为东亚辟一新纪元。”
这是一群怀着鸿鹄之志的青年。他们明确宣告：“吾人的最终目的，即为创造‘少年中国’”，并规定学会信条是“奋斗、实践、坚忍、简朴”，每年7月1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，编辑发行《少年中国》《少年世界》等刊物。
会员条件的规定也极为严格：
“凡中华民国之有志青年，由本学会会员五人介绍，经评议部认可，得为本学会会员。”
有一位会员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，但他有一个小老婆。学会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纳妾，最后这名会员不得不选择了退会。
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合影，右三为李大钊
学会总部设在北京，后来又在上海、成都、南京、东京、巴黎等地建立了分会或小组，会员从创办时的7人，最多发展到120多人。但会员成分比较复杂，思想倾向也不一致，历次年会上，围绕着是否明确遵循、信仰何种主义的问题，不断发生分歧。
由于分歧无法调和，1925年7月中旬，少年中国南京年会后，学会停止活动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各种社团中历史最长、成员最多、分布最广，又是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。
澎湃的湘江
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？吃饭问题最大。什么力量最强？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。什么不要怕？天不要怕，鬼不要怕，死人不要怕，官僚不要怕，军阀不要怕，资本家不要怕”。
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，是毛泽东26岁时的手笔。1919年3月12日，因母亲病势危重，毛泽东离京返湘，在长沙修业小学当历史教员。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，会长（也是新民学会会员）彭璜请毛泽东出面创办会刊。7月14日，四开一张的《湘江评论》创刊了，毛泽东担任主编、主要撰稿人。
1919年7月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第一版版面一角
在“创刊宣言”中，毛泽东热情歌颂十月革命：
“自‘世界革命’的呼声大倡，‘人类解放’的运动猛进，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，所不遽取的方法，多所畏缩的说话，于今都要一改旧观，不疑者疑，不取者取，多畏缩者不畏缩了。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，不能阻住，任是什么人物，不能不受他的软化。”
对于湖南的革命形势，他热情欢呼：
“时机到了！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！洞庭湖的闸门动了，且开了！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！逆他的死。如何承受他？如何传播他？如何研究他？如何施行他？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，即是‘湘江’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。”
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，重印2000多份，仍不能满足需求。创刊号寄到北京后，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、见解最深的刊物。《晨报》也予以介绍，说它“内容完备”“魄力非常充足”。
《湘江评论》出版的前几天，预约的稿子经常收不齐，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。白天事儿多，来谈问题的人也多，他常常夜晚写稿。暑气的熏蒸、蚊子的叮扰，他全然不顾，挥汗疾书。文章写好后，他还要自己编辑、排版、校对，有时还得自己上街叫卖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：
“在五四运动后，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。”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第2至第4期上，连载自己撰写的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文：
“国家坏到了极点，人类苦到了极点，社会黑暗到了极处。补救的方法，改造的方法，教育，兴业，努力，猛进，破坏，建设，固然是不错，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……”
胸中块垒，笔底波涛。《湘江评论》锋芒犀利，思想性、战斗性极强，被人们誉为“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”，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巨大推动作用。
8月中旬，第5期刚刚印出，湖南督军张敬尧以宣传“过激主义”为名，把《湘江评论》查禁了，湖南学联也被强行解散。
问题与主义之争
陈独秀入狱后，《新青年》其他人也遭到北洋政府的盯梢。李大钊远避河北昌黎五峰山。胡适也躲进了北京饭店。
《每周评论》发表的胡适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！》
1919年7月，胡适轮值编辑《每周评论》第31号时，刊出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一文：“空谈好听的‘主义’，是极容易的事，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，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。”“空谈外来进口的‘主义’，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，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。”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，认为主张“根本解决”是“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”，由此挑起了“问题”与“主义”之争。
《每周评论》发表的李大钊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
同年8月，李大钊在《每周评论》第35号发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，驳斥胡适的言论。他旗帜鲜明地宣称：
“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。”
他认为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、并行不悖的。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。
“一个社会主义者，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。所以现代的社会，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”。
初步表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。
随后，胡适又在《每周评论》第36 号上发表《三论问题与主义》，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。而他撰写的《四论问题与主义》，刚在第37 号排版，《每周评论》就被北洋政府查禁了。
1920年12月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主义与努力》一文，指出马列主义好比行船的方向，“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，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”。
问题与主义之争，对促进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，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，推动了一批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，影响不可谓不深远。
作者：刘岳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
文章来源于《前线》杂志2019年第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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